天辰|追忆傅璇琮先生二三事

2008年4月，傅先生调来清华大学，成立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。年底，系主任刘石老师与我导师商议后，指派尚读研三但已确定提前攻博的我担任傅先生的助手，或叫学术助理。此后七年中，傅先生除去最后一年因严重腿疾而无法来校工作外，其余岁月里他都保持了一周至少来校两次的频率。我于是也得以经常与先生共处，除协助工作外，也常向他询问或探讨一些学术、社会或生活方面的问题。先生有时还会让我替他看一些稿子，并让我大胆发表意见。这其中既有学生或晚辈的，也有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的，这着实让我惶恐。但先生屡次鼓励，有时甚至让我直接按己意回信，这给了当时的我很大的信心与自豪感。现在回想彼种情境，竟颇有些《论语》中子路冉有等“侍坐”之意（这于我显然是自夸）。

2009年初，傅先生向清华学生开设专业课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正式授课（其余皆为讲座）。授课内容是他关于唐代科举、翰林与文学的研究。此研究在学界有重大开创意义，为先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。此课程极受欢迎，虽然先生有南方口音且讲课并不生动，但教室里依然人满为患。这也让他十分紧张，好几次跟我说：怎么来这么多学生啊！这种紧张使他更加认真备课。因从未使用电脑，故每次他都是提前将授课内容手写一份让我做成课件，并在课堂协助演示。这门课程应是傅先生唯一一次正式开课，惜当时并未录像，至今便成憾事。天辰平台登录

记得课程开始时，刘石老师曾做开场介绍，他如是说（大意）：“大家都知道唐代有一位韩荆州，以提携后进知名。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里曾引用时人语，谓：‘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’而傅先生就是当今学界公认的、现代的韩荆州。”那时的我对此尚无深切的体会，但在往后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感悟到这一点。我自身受先生提携极多，在中心工作时也协助接待过无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，他们大多有求于先生，先生从不回绝。先生长年从事案头笔墨工作，年老后握笔的右手有蜷缩、颤抖的问题，且越来越严重，晚岁写字已比较艰难。但尽管如此，他仍不断为人写推荐信、写序甚至题字。哪怕是初次见面，他总很少拒绝。这也让我们十分担心，深怕先生的名望被用心不善者利用。那时我们认为先生年纪大了，也许分不清来者的善意与恶意，或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亲笔写下的信有多高价值。但现在想想，先生真的会不知道吗？也许他非常明白，只是从未以此自贵，他只是“思一毫有利于学术则为之”罢了。2013年，京华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学术散文集《濡沫集》增删版，其中所收书序或书评达65篇之多。这些文章单篇或不足奇，但形成如此规模，或正可见先生提携他人、推介其学术成果之苦心。天辰平台登录

与对他人的慷慨相比，傅先生对自己却真可以说简朴以至于清苦了。他家住太平桥西里中华书局宿舍，距清华极远。但若来校，必七点一刻便到，而且非极特殊情况，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到西门，再坐校车到新斋办公室，回去亦如是。以先生的身份，中华书局和清华两方都可为他配专车接送，我们也一再劝先生至少要打车回去，中心并不缺交通费。但他一直拒绝，并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上公交车大家都给我让座。”每天中午工作结束后，先生会去观畴园食堂用餐，然后在二楼买一袋肉松面包带回家。肉松面包大概是先生喜食之物，有时来不及用餐，也定会让我替他去买一些。后来我才听徐师母说，这袋面包就是他们的晚餐和次日早餐——如此简单。

这些年，我在先生身上深深体会了老一辈学者大朴守拙的风采。比如先生不熟悉电脑，第一次跟他说“电子邮件”时他无法理解，还问“这邮件发一封得多少钱哪？”但当他理解之后却并不排斥，而是借我手充分利用起电脑和网络的便利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他还是习惯亲自手写书稿或信件，部分交我录入并发送。也因此，中心留存了大量先生的手稿，成为一笔珍贵的财富。先生又习惯称呼别人为同志，对我亦如此。比如平日交代工作，他会称“苏杰同志”云云；有时给我留信，抬头也是“苏杰同志”；每次通电话，傅先生总是不等我说，就先道“是姚苏杰同志吗？我是傅璇琮啊”，亲切感人。以至于我渐渐觉得，“同志”这个称谓非但不过时，反而有一种朴拙和庄重，在傅先生口中更有一种别样的得体。于是，我也学着开始称呼他人为同志，还因此引来不少诧异。又如先生古文修养极高，但从未见他故意卖弄文笔，做了一辈子编辑的他更不可能不会流行的文体，但先生的文章或信件都是以一种具有“五四”风味的质朴白话写成，读来生涩有味，迥异他人。如此种种，我想大概就是所谓“风骨”。天辰平台登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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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先生来清华时身体仍十分健康，虽然走路略不稳，但依然可说健步如飞。最初他上下楼梯从不让人搀扶，以至于有些场合，别人欲搀扶他时我还需上前阻拦，以免先生觉得不快。但渐渐地，他就不再拒绝我搀扶着上下楼，又后来他上下楼时会主动抓住我的手臂，我也便感觉到先生的身体一年年在衰退。2013年7月，我博士毕业离开清华去首师大工作，但先生仍维持着之前的习惯，每周两次来清华办公。他会在前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明天会去，然后叮嘱我不必太早到。我当时已经住得较远，但也比先生近得多，可总是比他晚到很久，想来真觉惭愧。再后来，因为我授课任务增多，傅先生知道这个情况，也便减少了来校的次数。2014年，傅先生在路上不慎摔倒，膝盖摔伤，但因忙于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审稿之事而不愿就医。两天后伤口感染，后来虽医好却也再不能如以前般行动自如。2015年春日，我去取送一些材料，在中华书局门前与先生见了一面。当时觉先生并无大病，只一生简朴不知顾惜身体，故衰老之状特重。不想再次见先生时已在灵堂……思念至此，悲痛难已。天辰平台登录

2016年1月25日，参加完先生追悼会，我陪徐师母回家，聊及先生生前种种。师母不知何故说起年轻时候的事儿，回忆当时他们夫妻与王力先生的交往，种种细节弥足珍贵。我便想起当时在清华时曾有师弟提议，不如趁傅先生每次来办公室时对他进行采访，请他回忆一些往事，我们做记录，以为口述史，应具有相当价值。如此好的提议，可惜未能实行。一来，当时傅先生工作尚多，二来我们都觉得，先生活到九十岁应是没有问题，故不急于一时。不想天不假年，先生竟遽然离世。

有人说，傅先生的辞世代表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。此话虽略嫌夸张，亦不无道理。先生一生不仅自身致力于学术研究，更重要的是以他为纽带，把相关的整个学界联系、组织在一起，完成了许多个人之力不能完成的工作。而这样的学者，或者说达到这种量级的老一辈学者，傅先生应是最后一位。比起那些集体完成的学术成果，也许在这过程中如何组织、如何运作、学者们如何交流的细节信息更显得珍贵，但这些都已随先生消逝，留给后世文学史家无穷的考索与猜测。这应该不是先生的本意，如果他能选择，也一定希望留下点什么。这也是我想写一点什么的原因。天辰平台登录

我脑海中永远留有这样一幅画面。那是在2011年的初夏，上午工作结束后，先生照例自己去食堂吃饭。但忽然下起雨来，我知他未带伞且一定不会回来借伞，便去食堂寻他。未见，又循着新斋门前的路找去。一直找到理科楼附近，才远远看到先生走在路上的背影：他左手拎着那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布袋，右手提着一袋新买的肉松面包，身形瘦小但有精神，步履蹒跚却还迅捷，就这样兀自走在回去的路上。